跨入2021年，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看到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语言的具体写照，显然是当前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在北大南京校友会、独角兽俱乐部、江苏正和岛2021新春联谊会-“1.31新春大课”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外交部咨询专家、教授朱锋就“中美关系与后疫情时代的商业未来”进行了专业解读。

新冠疫情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造成了经济活动全要素停摆，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封城，经济活动中的消费需求被压缩到了仅有生活必需品供应，大部分产业和制造业都停摆了，资本流动也缺乏明确的投资流向。当经济活动中消费、供应和资本流动基本停顿，或者受到巨大限制，全球经济受到的打击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疫情究竟将带来什么样的全球经济衰退？

朱锋认为，这或将是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以后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甚至要比大萧条更加严峻。当前，受疫情影响的多数欧美国家开始逐步进入开禁期，这是否会带来第二波疫情暴发？在朱锋看来，未来全球经济走向仍然取决于疫情走势和疫苗研发成果，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很可能将面临“挣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

疫情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也面临重大转折。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特朗普和拜登分别代表了即将到来的“两个美国”。一个是奉行民粹主义、反全球主义理念、动不动蛮横地推行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美国；另一个则是想要重回美国国际角色中的传统的坚持自由国际主义价值和坚持霸道、但仍然要表现斯文和注重国际协调的美国。朱锋教授指出，2020年美国大选，不仅是两位政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对决，“两个美国”的对决，更是两类美国人对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决。

无论结果如何，这次大选已经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而如今大选已落幕，拜登已胜选顺利上台，但想要完成弥合这“两个美国”的重任并非易事。对此，朱锋分析了四点原因：其一，今天的美国社会阶层固化已成事实。超过40%的美国人处于中下收入群体，10%的金融和技术富豪占据美国70%的财富。其二，美国人无法对未来国家的方向达成一致，是选给富人加税的西欧式福利资本主义，还是选继续减税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其三，美国人已经形成“认同政治”，他们对政治人物的判别并不是依据其人品和政绩，而更多依据其主张是否和自己是“同类”。这种因阶层差异而固化的“认同政治”，并非拜登所能改变。其四，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压力。

中美未来会走向何方？在朱锋看来，中美离“新冷战”只有一步之遥。朱锋指出，疫情加剧了美国的“中国忧虑”，强化了推进“脱钩”导向的中国政策，也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工具”。而疫情带来的美国社会“反华、嫌华、恐华、仇华”情绪的上升，使得特朗普的打压中国政策有了新的国内政治空间。这一系列因素都让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

随着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而美国一些精英又无法接受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出现的战略竞争周期还将延续。但21世纪的今天，中美两国编织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将决定未来世界是否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发展前景。中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进而形成可以管控的“竞合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需重新塑造我们的“美国观”。朱锋指出，美国依然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科技和商业伙伴，是环境保护和减排等各种全球议题和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但我们也更需在竞争与合作中全力防范和应对。“全球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东方转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是稳定的”，因此，面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全球性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元性的“结构变化”，中国的企业家们要“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更好地长期应对重大“外部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