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已经从合规性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破解海外风险系统性上升的困局仍有待解决，需要体系化框架及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如何在保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多边性包容性发展的框架下，将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融入其中，设计一套区别于传统大国扩张老路、实现共赢共享的海外利益保护理论，仍有待发展。海外利益是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对既有存量，还是未来增量，均需要创新保护思路。

什么是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

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是指通过整合全球、区域、国家（东道国与我国，包括地方政府视角）、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四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多种层次、不同形式的协商、合作，共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新机制。以新能源锂业为例，在全球层面，国际能源署关注全球能源安全；中国关注全球锂资源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国际规则领导力的发展。在区域层面，九国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南美“锂佩克”等均试图构建区域制度性权力；中国在这一层面的海外利益体现为资源配置影响力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安全。在国家层面，资源国特别关注本国能源安全，例如设立关键矿产清单、要求剥离矿业企业中的中资份额、国有化等；中国则关注海外资产安全、公平竞争，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下游产业受到的影响。在地方政府层面，东道国地方政府关注税收、党派选举，以及由于中资企业投资带来的就业、民意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如四川省通过与智利等国建立锂电产业园区的方式，积极扶持本省优势产业“走出去”。从非政府组织视角来看，国际清洁能源组织等关切环境和劳工权益，国际锂业协会则关注制定行业和技术标准，巩固话语权。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中国跨国锂业关注技术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海外员工人身安全和海外资产安全，如赣锋锂业在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均有投资。总之，每一层面的不同主体对我国的锂业海外利益构成了多维度、多极化、多面向的影响。

因此，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应坚持系统化，战略上各部门政策高度协同、有机衔接；策略上对多元主体的不同关切采取差异化、灵活的合作方案，以实现海外利益保护的最优状态。

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具有必要性，从经济层面来说，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须秉持平等、互利和开放的多边主义理念，才能打破规则对抗困局。一方面，传统的贸易谈判、双边协定等手段，已无法解决新时期特别是数字贸易时代的难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疲弱、社会福利低迷，全球投资监管措施已达历史最高峰，一些国家通过扩大自由裁量权的方式限制中国的海外利益存量。因此，单纯的法律攻防战容易被他国理解为不安全行为，伴随着互不信任的增加，可能导致零和博弈。

从东道国国内治理层面来看，多数国家已进入高度复杂社会形态，我国需要对多元化、多层级的海外利益相关者“分而治之”。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国家政府资源不足，面临“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个赤字，每次与我国合作时都需要考虑国内受益群体的利益占比，以克服国内政治反对势力的阻力，难度逐渐加大。第二，部分国家国内政党和利益集团缺乏连贯一致的承诺，民粹主义思潮加上自媒体的兴起增加了社会舆论风险，进而影响了对华政策的稳定性。第三，东道国与国籍国在海外利益保护上天然存在的管辖冲突，国力强弱不等但国际法地位相同的冲突，增加了单纯以国家为主体的海外利益保护的难度。因此，我国需要综合考虑海外利益保护的多重利益相关方，采取更加灵活、多元化的策略和手段。

综上所述，构建海外利益多元治理模式有两方面优势。一是有利于削弱西方国家运用结构性权力加强对“仆从国”的控制，打破编织孤立中国的全球关系网络的效应。二是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实现由西方中心主义到全球多元主义的转型，向国际社会供给新的国际制度，合理平衡各方权利义务，兼顾安全与发展，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力量和优势。

海外利益保护多元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与西方长期以来通过创制规则扩张自身海外利益的霸权逻辑不同，中国的海外利益多元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协商合作，因此需要关注海外利益相关主体——特别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动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机制。

以国家行为体为例，影响国家做出选择的因素大体上包括国际战略利益、国内治理利益和非利益因素（声誉）。这些因素又分别涉及安全、政治、经济、违反后果等多个维度。从国际战略利益的安全维度来看，当某一国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的程度越高时，对华政策上与美“看齐效应”越高。从国内政治来看，如果是选民结构以工人为主而非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抵制中国在基建项目上派遣海外劳工的力度可能更大。从违反后果的维度来看，如果双方协议约定不清晰，或者条款不详尽，就无法从法律违约角度惩罚东道国违约。例如，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同中模糊的“不可抗力条款”，使得当地合作方在疫情期间的违约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从声誉因素来看，当某一东道国治理能力太弱时，无暇顾及长远的国际声誉，导致边际作用太小；或是由于西方在舆论上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因而也掌握了声誉价值的判定权，故意抹黑中国，影响项目开展。

因此，应通过分析不同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动因，综合运用多维度理论框架评估（如国家战略—国内治理—声誉；国家安全—政治—经济—违反后果等），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策略，形成多层次协商合作、共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新机制。例如，在全球层面，通过培养更多的国际公务员，深度参与国际立法及规则修订，借助国际多边机制参与项目，设定国际议题，特别是主动介入未成建制的新领域，增加违反后果。区域层面，参与超大型区域协定，与美国“小院高墙”的圈子形成对冲，增加他国企业“选边站”的法律成本，反制美国时与他国建立评估协调机制，避免反向脱钩。双边层面，推广“小而美”的项目，深入利益融合，契合东道国国内政治与社区平衡等。非国家行为体层面，鼓励海外企业建立自愿行为准则及行业标准，积极发展多元化的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议程的设定等。

总体上看，我们应将海外利益保护制度的设计从“法律攻防战”拓展到“合纵连横”，注重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中的多边主义理念，将合作、协同的海外利益安全观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