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制度机制 提振居民消费_新闻动态_紫金智库(南京智库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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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制度机制 提振居民消费

    更新时间:2026-08-07 10:21:23 编辑:紫金01查看:0

    2026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压力,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国内生产总值达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动能持续增强,为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提振居民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深挖服务消费潜力,需要进一步打通消费扩张中的机制堵点,推动促进居民消费的制度改革与机制完善。

      居民消费新亮点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振居民消费,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文件和指导意见。特别是2026年3月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并且在第五篇专门开辟一章“大力提振消费”,将提振消费上升到国家规划高度。2026年7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持续扩大内需与大力提振消费进行了详细规划。

      在政策支持下,2026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消费、新型消费成为市场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836元,名义增长3.7%,实际增长2.7%,收入增速比消费支出增速高1.5个百分点。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今年上半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64.56%,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基础持续改善,但收入增长尚未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长,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仍有释放空间。

      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较快增长,反映出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对消费环境和供需适配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比商品零售额高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内部结构同样发生明显变化,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增长12.3%,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0%。文旅、休闲和线上服务消费较快增长,说明居民对体验型、品质型和便利型消费具有较强需求,消费需求在内容和实现方式上发生重大变化。商品消费也呈现分化现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但剔除汽车后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4.4%,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传统大宗消费承压与智能、绿色消费较快增长并存,说明消费需求增长并未普遍放缓,而供给质量和消费场景能否适应消费需求变化正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关键变量。

      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国内外大量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社会保障体制、消费文化、储蓄偏好以及消费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围绕这些重要因素,2018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超过110个促消费的文件,推动居民消费率上升到2025年的40.0%。但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就不能单纯依赖政策叠加,而应破除深层次的制度机制制约,以支撑居民消费率实现更为显著的提高。考虑到当前提振居民消费需要进一步疏通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环境和供需适配等环节存在的堵点。今后一段时期,大力提振居民消费不能仅靠短期刺激,必须改革制约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的制度机制,着力提升消费能力、解除消费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加强多维政策与制度协同。

      具体来说,尤其应当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机制。一是就业、财税与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构成居民收入形成、收入分配调节和收支风险对冲等的制度基础,其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在于共同作用于“可支配收入—收支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动机—边际消费倾向”的行为链条。二是户籍制度完善与城乡融合发展,其通过劳动力转移、收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三个方面的机制路径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影响。三是金融制度可以通过影响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消费品供给效能与优化消费环境这五个方面促进居民消费。四是消费环境与消费品供需适配机制,这一机制直接影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向实际市场交易的有效转化。

      加快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制度机制

      当前,需要重点从就业、财税、社保、户籍、金融和消费供需适配机制等视角探寻促进消费的制度完善和机制优化路径,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大力提振居民消费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第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增长。为此,应转变政府职能、调节财富与收入分配结构,全面促进居民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平均消费倾向。

      第二,要制定并实施分城市规模、分群体的差异化户籍制度完善策略和配套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方案。这需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进城乡融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城镇转移人口平均消费倾向并实现消费结构升级。

      第三,要创新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面向数智时代,应积极推动消费金融创新和商业保险创新,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全面增强资本市场的融资与投资功能,从而全面促进居民消费。

      第四,要完善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的制度规则。为此,需要推动市场、信用、数字治理与产业政策的系统协同,基于消费大数据构建消费需求识别与消费者的预测模型,提升消费品供需匹配效率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从而切实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易行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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