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经历深刻重构,其主导逻辑由以效率为核心转向以安全与韧性为导向。我国创新活动持续活跃、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创新体系正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综合来看,我国已形成“高投入—高产出—快扩散”的创新发展特征,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和专利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也对创新质量和转化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科技博弈加剧的新形势,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不仅是产业升级问题,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任务。应着力将我国既有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与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稳定的高质量技术供给能力,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一、夯实自主创新底座
从创新研究的视角来看,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单一企业难以承担长期投入风险,易导致市场供给不足。而政府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前沿技术领域的长期投入和风险承担,可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形成。自主创新本质上是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的系统性过程。我国创新投入和研发型专利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发明专利中通过研发获取的比例已达87.4%,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比例达43.8%。在此基础上,应围绕关键领域,建立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企业主体和政策支持的协同推进机制,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投入。同时,从创新链运行机制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之间仍可能存在转化断点和工程化能力不足的问题。中试与工程化环节作为影响技术扩散效率的关键,受到国内外重点关注。应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占比,强化源头创新能力,并加快建设中试验证平台和公共技术平台,降低企业进入高门槛领域的成本,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高效衔接。
二、矫正“抢跑占位式”创新
从创新增长理论看,技术进步并非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对既有技术路径的替代与跃迁,进而推动长期生产率提升。若激励机制过度依赖专利数量等可量化指标,创新活动可能转向简单的边际改进甚至策略性布局,从而削弱创新活动的实际贡献。进一步地,制度与激励安排在塑造创新方向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在高质量创新与低成本扩张式创新之间的权衡取舍。当政策激励偏向可量化指标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专利数量扩张或防御性布局来获取资源,弱化创新质量导向。未来应通过改革评价体系、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强化专利质量评估等措施,引导企业从数量竞争转向能力竞争。同时,应强化对高价值专利、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实际转化绩效的支持导向,逐步减少对专利申请阶段的直接财政资助,以降低策略性创新行为的激励空间。国家已明确提出逐步取消专利申请阶段财政资助,这一改革方向应与科技、产业、金融政策协同推进,形成一致导向。
三、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市场规模深刻影响创新投入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的效率与方向。随着技术复杂度上升,获取新的突破性创新变得愈发困难,创新越来越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与持续深入探索。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通过提供更丰富的需求场景和更广泛的探索空间,提高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与扩散效率。同时,制度性开放与市场环境优化能够通过融资、人才和国际合作等渠道提升企业创新质量。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应通过场景开放、政府采购创新、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式,让新技术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快速迭代、优胜劣汰。进一步看,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越来越依赖数据、应用场景与用户反馈的持续迭代过程,开放且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加速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应避免将国内市场作为低水平保护空间,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高标准接轨,使企业在本土市场中接受充分竞争检验,从而提升创新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四、推动产业链高端化发展
人工智能具有广泛应用性、持续改进性以及对多行业生产方式的深度重塑能力,具备典型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特征。在此类技术范式下,单点技术突破并不会立即转化为生产率提升,而是需要通过算力基础设施、软件生态与应用场景的协同发展,逐步实现对产业体系的系统性改造。同时,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在应用初期往往伴随“生产率J曲线”特征,即前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无形资本投入,而生产率提升将在技术扩散和组织重构过程中逐步显现。我国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连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高端制造和数字技术融合形成较强产业基础。因此,我国应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体系和软件生态,强化自主可控算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大模型布局,推动AI技术向工业、能源、交通、医疗等领域深度渗透,形成技术突破—场景应用—规模扩散的正向循环机制,推动通用技术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转化,构建开放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五、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在这一框架下,创新质量及其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创新增长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过程通过不断替代低效率技术与落后产能,实现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再配置,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要使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加强激励机制与制度环境的协同匹配。当前我国科技投入规模、专利有效量和高技术制造业规模都在上升,但高质量转化仍有提升空间。《2025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50.6万件,同比增长20.9%;但企业上一年度使用海外单位或个人专利的比例仅为2.3%,表明在全球高端技术配置和国际技术要素利用方面仍有不足。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与高质量创新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下一阶段应围绕“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完善耐心资本和科技金融体系,优化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增强国有资本在战略性、基础性领域的牵引作用,推动创新资源真正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核心竞争力集聚。(亢梅玲 高文浩 肖光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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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更新时间:2026-05-26 09:03:33 编辑:紫金01查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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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经历深刻重构,其主导逻辑由以效率为核心转向以安全与韧性为导向。我国创新活动持续活跃、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创新体系正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综合来看,我国已形成“高投入—高产出—快扩散”的创新发展特征,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和专利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也对创新质量和转化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科技博弈加剧的新形势,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不仅是产业升级问题,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任务。应着力将我国既有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与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稳定的高质量技术供给能力,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一、夯实自主创新底座
从创新研究的视角来看,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单一企业难以承担长期投入风险,易导致市场供给不足。而政府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前沿技术领域的长期投入和风险承担,可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形成。自主创新本质上是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的系统性过程。我国创新投入和研发型专利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发明专利中通过研发获取的比例已达87.4%,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比例达43.8%。在此基础上,应围绕关键领域,建立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企业主体和政策支持的协同推进机制,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投入。同时,从创新链运行机制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之间仍可能存在转化断点和工程化能力不足的问题。中试与工程化环节作为影响技术扩散效率的关键,受到国内外重点关注。应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占比,强化源头创新能力,并加快建设中试验证平台和公共技术平台,降低企业进入高门槛领域的成本,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高效衔接。
二、矫正“抢跑占位式”创新
从创新增长理论看,技术进步并非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对既有技术路径的替代与跃迁,进而推动长期生产率提升。若激励机制过度依赖专利数量等可量化指标,创新活动可能转向简单的边际改进甚至策略性布局,从而削弱创新活动的实际贡献。进一步地,制度与激励安排在塑造创新方向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在高质量创新与低成本扩张式创新之间的权衡取舍。当政策激励偏向可量化指标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专利数量扩张或防御性布局来获取资源,弱化创新质量导向。未来应通过改革评价体系、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强化专利质量评估等措施,引导企业从数量竞争转向能力竞争。同时,应强化对高价值专利、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实际转化绩效的支持导向,逐步减少对专利申请阶段的直接财政资助,以降低策略性创新行为的激励空间。国家已明确提出逐步取消专利申请阶段财政资助,这一改革方向应与科技、产业、金融政策协同推进,形成一致导向。
三、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市场规模深刻影响创新投入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的效率与方向。随着技术复杂度上升,获取新的突破性创新变得愈发困难,创新越来越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与持续深入探索。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通过提供更丰富的需求场景和更广泛的探索空间,提高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与扩散效率。同时,制度性开放与市场环境优化能够通过融资、人才和国际合作等渠道提升企业创新质量。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应通过场景开放、政府采购创新、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式,让新技术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快速迭代、优胜劣汰。进一步看,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越来越依赖数据、应用场景与用户反馈的持续迭代过程,开放且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加速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应避免将国内市场作为低水平保护空间,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高标准接轨,使企业在本土市场中接受充分竞争检验,从而提升创新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四、推动产业链高端化发展
人工智能具有广泛应用性、持续改进性以及对多行业生产方式的深度重塑能力,具备典型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特征。在此类技术范式下,单点技术突破并不会立即转化为生产率提升,而是需要通过算力基础设施、软件生态与应用场景的协同发展,逐步实现对产业体系的系统性改造。同时,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在应用初期往往伴随“生产率J曲线”特征,即前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无形资本投入,而生产率提升将在技术扩散和组织重构过程中逐步显现。我国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连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高端制造和数字技术融合形成较强产业基础。因此,我国应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体系和软件生态,强化自主可控算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大模型布局,推动AI技术向工业、能源、交通、医疗等领域深度渗透,形成技术突破—场景应用—规模扩散的正向循环机制,推动通用技术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转化,构建开放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五、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在这一框架下,创新质量及其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创新增长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过程通过不断替代低效率技术与落后产能,实现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再配置,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要使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加强激励机制与制度环境的协同匹配。当前我国科技投入规模、专利有效量和高技术制造业规模都在上升,但高质量转化仍有提升空间。《2025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50.6万件,同比增长20.9%;但企业上一年度使用海外单位或个人专利的比例仅为2.3%,表明在全球高端技术配置和国际技术要素利用方面仍有不足。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与高质量创新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下一阶段应围绕“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完善耐心资本和科技金融体系,优化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增强国有资本在战略性、基础性领域的牵引作用,推动创新资源真正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核心竞争力集聚。(亢梅玲 高文浩 肖光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