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处于加速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转向也愈加突出。随着西方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回潮，似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新价值、新观念的冲击已经消退，全球外交再次回归领土政治、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趋势，全球化仍在曲折反复中前行。鉴于此，重新审视全球化及其影响尤为重要。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必须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研究中国外交战略历程的全球化转向，有助于重新深入认识全球化所带来的新价值、新观念，揭示全球化的时代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全球化转向的背景

全球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外交逐渐走向全球化外交的过程，即中国处理自身与全球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91年）：初步传播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时代，围绕着经济建设的全球化外交也逐步推展开来。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其他工作包括外交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并为这个中心服务；同时，经济外交也是服务经济建设的良好手段。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要大力发展面向现代、面向全球的科学、教育。再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积极引进外资、人才，“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就客观上把中国与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外交关系上表现为为国内经济发展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85年，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党的十三大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

总的来讲，全球化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是与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施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在这个阶段，中国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同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可以说全球化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走进了中国的国门。当然，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此时中国对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处于争议阶段，外交政策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可见，全球化在中国的传播仍然是初步的。

（二）第二阶段（1992—2001年）：迅速传播期

全球化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全球化在中国迅速传播。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沿途发表了极具针对性的谈话，其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扫除了国内关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观念，使市场经济在中国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南方谈话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进一步引进外资、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种国际新秩序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根据本国特殊情况选择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新秩序观念表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的自觉性显著增强。此外，中国主张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依托联合国推动全球发展合作，标志着发展观念在中国被赋予全球性认知。

总之，全球化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在这个阶段，中国一方面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为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政治保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自觉带动了中国外交全球化的自觉，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全球发展，成为该阶段全球化对中国外交观念重塑的生动写照。上述事件标志着全球化观念在中国进入迅速传播的阶段。

（三）第三阶段（2002—2008年）：全面传播期

2002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年。经济全球化可以说是全球化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加入WTO并根据其规则展开贸易活动，是全球化在中国全面传播的重要体现。此阶段，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标志着中国从适应经济全球化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转变，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宣言。

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在此阶段也充分显现。中国决策层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化导致不公平、不均衡加剧的弊端，一方面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另一方面要“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显然，对内建立创新型国家、对外主张共建和谐世界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新指南。

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民间外交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路径。江泽民提出“我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胡锦涛则将民间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多元外交，指出中国“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外交路径的多元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侧面佐证了全球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阶段，中国对国际关系有了更加精准的认知，提出了“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并且，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开始落实到中国的环境保护当中，中国也承担起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

总之，上述事件和主张充分反映了全球化在中国进入全面传播的阶段。经济上从 “引进来”到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全面提高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质量；国际关系上，外交路径多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提高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实践水平。

（四）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深入传播期

2008年是全球经济危机迅速蔓延的一年，也是中国对全球化认知更加深入的一年。首先，中国对全球性问题的认知更加全面、清晰。当代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体现为把一系列领土内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经济危机、能源失衡、恐怖主义、毒品贸易、流行病防控上升为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治理，任何一国都无力独自承担，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对全球问题的认识表明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性在中国得到不断强化，并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愈加重要。针对西方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中国主张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仅抵制了国内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倾向，还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成为全球坚持自由贸易的主阵地，此时的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实施者。

再次，全球化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地位。由于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超国界、关涉人类整体的特性，需要以全球视野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国一方面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巴黎气候峰会谈判，主动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成为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认知，构成新时代“全球生态安全”外交的核心概念。

最后，全球化凸显新的时代意识，即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中国外交战略上有两个核心体现：第一，承认世界的整体性这一客观现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典型描述了世界的整体性特征。第二，倡导人类共同利益或全球利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表明人类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在处理中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上，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总之，在反思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全球意识标志着全球化在中国进入深入传播阶段。在此阶段，一方面，中国对全球问题有了深刻、理性的认知，积极参与全球问题治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凸显了新的时代意识与时代利益。承认世界的整体性、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催生的新意识、新追求。

二、外交认知：从适应全球化转向反思全球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是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过程。然而，全球化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全球化在中国的传播是以经济全球化面貌为先导，也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剥削关系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国际资本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剥削关系的全球化”。这表明中国对全球化的认知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国正是以谨慎态度审视全球化，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为起点，逐渐走向反思全球化。

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要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这正是全球化在中国第一个传播阶段的主要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要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党的十三大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其次，中国要积极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我们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1998年11月，江泽民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再次，中国要实现“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要谨慎处理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弊端，形成对经济全球化客观、全面的认知。党的十七大依据“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的现状，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蓝图；习近平同志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治理中的霸权和经济发展效益的独享，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谨慎适应、主动推动、冷静反思三个阶段，表明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更重要的是促使经济全球化向更公平、均衡、普惠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中国外交战略，中国因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由于全球化最开始在中国传播是以经济全球化的面貌出现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这个词有被泛用的倾向，如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等等，而我们讨论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就全球化本质而言，它“既有经济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性就是要求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它必然会冲击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打破领土边界的限制，将其纳入世界市场之中，因而它自然会带来深刻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全球化也从经济全球化走向全面全球化，发展为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球化。

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也转向为对全球化本身的反思，其本质是反思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领域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体制都走向同质化、追求一致性，而是强调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交往的扩大和加强，各国的相互依赖性不断提高，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生态现象的某些共同特质开始显现并推动人类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单一性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无论各国对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度有多高，现实世界中找不出政治体制完全一样的国家，同样各国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的差异也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完全消失。实际上，全球化在推进普遍性的同时也导致并维护特殊性，全球化“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相互渗透”。

三、外交倾向：从“求生存”到“谋发展”到“共命运”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国家独立和主权，扫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外交的控制，新中国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迎来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1955年，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相互隔离的局面，也开启了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到1979年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20个，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回顾新中国三次建交高潮，既是中国外交政策“求生存”的阶段，也是中国外交逐渐全球化的阶段。一方面，无论是第一次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交高潮，以获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还是第二次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建交高潮，以获得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支持，抑或是70年代与美国展开外交往来，抵消苏联的压力，都是新中国“求生存”的外交倾向的指引，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外交就是追求“和平共处”的外交。另一方面，经历三次建交高潮，新中国从“半球外交”转向“全球外交”，和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逐渐与世界各地展开人员、商品、资本、信息的流通，中国外交的全球化历程逐渐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外交转向“谋发展”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一直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外交也处于最基本的谋求生存阶段。随着与世界各国日益密切地接触，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时代主题已经发生转变，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为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历了东欧剧变的考验，清晰地认识到“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外交始终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此外，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球化外交的一个重要体现，意味着中国能够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并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利用贸易规则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从“谋发展”向“共命运”转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承担国际责任。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整体性不断提高，人们逐渐感受到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同呼吸、共命运”的呼声也越来越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深刻的观念变革，它也不断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际上是中国外交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共命运”观念的回应。

中国外交战略从“求生存”到“谋发展”再到“共命运”的转向，一方面显示了在维护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基础上，积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增信释疑，消解“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倾向的转向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崛起有利于全球和平与发展，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推动全球治理，并将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崛起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供范例。

四、外交实践：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一词，从20世纪末流行至今，已经衍生成一个治理群，内含市场治理、环境治理、经济治理、地方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概念，其中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成为治理时代的热点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统筹兼顾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时代的特征与要求。此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外交的难题之一。

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发展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国家治理，都主张政府、市场、社会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展开多元共治，从国家中心向社会中心、国家主义向全球主义的适当转向，关注治理的目的与意义问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关注的是如何达成不同层次人们的目的与理想，要实现对国内和全球公共事务的最佳治理，就必须建立公平、正义、理性的制度环境，保证治理进程的连续性、可操作性，并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影响该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治理时代，“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是全球相互依存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离不开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和实践的协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伟大历程，正是中国以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的姿态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以生态环境治理为例，中国从关注国内生态环境治理转变为在推进国内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统筹兼顾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履行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以生态中国治理推动生态地球治理。党的十三大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列为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提出“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规划。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从此，推进环境治理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在实施国内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吸收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低碳经济等理念；另一方面，中国日益走向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舞台的中心，积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并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巨大贡献。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不利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落实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推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告》，在2017年底，中国碳强度已经下降46%，提前三年完成40%～45%的上限目标，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巴黎气候大会所确定的2020年的减排任务。可以说，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国内治理的过程中，自觉地承担了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虽然治理的地方是在中国，但意义与价值却是全球性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指南，是对国际期望的庄严回应，也是顺应国际体系转型、实现面向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实现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在政治治理、社会治理中走向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实现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提高国家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相继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决心，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实现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二者良性互动。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全球问题的超国界性、非意识形态性、非阶级性、整体关联性等特点，这就需要各国摒弃狭隘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差异的纠纷，自觉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其次，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依赖于世界各国在全球层面达成合作共识，就环境污染、经济危机、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展开全球合作，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与条约；最后，全球治理是具体落实在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国家必须对治理的对象有所选择，优先选择既关乎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又与每一个公民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实现国内全球治理的基础上，以治理国家推动全球治理。

五、外交站位：从国家利益适度转向全球利益

全球化凸显了世界的整体性、普遍性联系，强调国家应该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转向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它的内在逻辑和要求是：其一，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处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国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其二，外交政策从国家利益主导走向同时关注全球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这就需要各国政党、各国公民站在全球和人类的历史高度上，审视全球化带来的共同体利益、共同命运的新观念、新价值，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化凸显新的时代利益，即全球利益。共同体外交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显著表征。长期以来，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分歧使国家之间处于紧张、冲突甚至是战争状态，反映了国际舞台上熟知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及治理需求凸显了人类社会整体性特征，理性认知人类共同利益或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始终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把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协调起来，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并进一步提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全球性和全球利益的国家性。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战略，实际上是在反思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审视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合理调和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表明了全球化在中国传播进入了更深层的领域。

在全球化时代，外交站位从国家利益向全球利益的适度转向，意味着参与全球化进程与展开全球治理，需要放弃单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摒弃国家中心、国家本位思想，适度转向人类中心、人类本位。如果国家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仅仅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导向，只追求利益而不承担成本，只追求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样的全球治理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从而背离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内涵，事实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和国家利益，损害人类整体利益，最终会损害其自身利益。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要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就“不能仅仅停留或局限在国家间的私人利益（国家利益）相互作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更多地重视国际社会的整体和公共的利益”，努力寻求和拓展全球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并不一定相互冲突，“合理的国家利益的实现必然成为追求全球利益的前提，反过来全球利益的实现可以更好地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二者是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

因而，统筹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关键在于如何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合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良性互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参与全球化历程中，中国外交站位从国家利益向全球利益适度转向，从国家本位、国家中心向人类本位、人类中心适度转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是全球化时代一个理性国家行为体在处理国家与全球关系时所做出的正确选择。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将不断推动人类社会更多地向人类整体利益方向前进。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应为凝聚和增大全球利益作出新的贡献。

六、结 语

外交战略是以审视国家与世界关系为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孕育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历史把中国推向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时代之问。四十年的中国全球化外交实践已经在经验层面上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知识，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提炼，构建当代中国的全球化外交理论，使中国外交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在全球化发展遇到低潮、国内改革面临瓶颈的当下，客观上要求中国审慎思考、大胆行动，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展更具有活力、更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全球化外交。(转自：第一智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