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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低通胀趋势尚未改变

2019年07月09日 来源:紫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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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0.6%。CPI增幅创1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猪肉和蔬果价格高企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引发各方担忧。然而,无论是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还是从CPI上涨的具体结构来看,通胀都不是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猪周期”不是宏观经济问题

从CPI的结构看,本次物价上涨完全是由猪肉和蔬果价格飙升引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鲜果价格上涨26.7%,影响CPI上涨约0.48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13.3%,影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12.5%,影响CPI上涨约0.51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18.2%,影响CPI上涨约0.3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剔除肉类和蔬果总共1.3个百分点的影响,5月份CPI的涨幅只有1.4%。

由于肉类和蔬果价格变动最为频繁,也最贴近民生,致使其每有异动都会迅速成为媒体和舆论渲染的焦点。食品价格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随机性特征,叠加媒体和舆论的过度关注,往往会干扰政策制定者对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的判断。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针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中的总量问题和重大结构问题,而不是被偶然的歉收和疫情牵着鼻子走。另一随机性特征较为明显的是能源价格,显然,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随着能源价格变动而左右摇摆。

考虑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化较为频繁、变化幅度较大、受供给方面随机性因素影响较大的特点,一些发达经济体会公布剔除其影响的所谓核心通货膨胀率,以便更为准确的判断价格总水平和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从我国目前的物价形势看,推出核心CPI的时机已经成熟。猪肉虽然事关民生,但是“猪周期”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局部的行业问题,不能动辄就上升到宏观经济的高度。其他食品和能源价格也类似,应该将其置于具体行业中来考虑,由对口部门采用专门的政策来管理和应对,而不是借由媒体和舆论渲染而夸大为全局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从而对宏观政策制定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全球低通胀的基本逻辑

世界银行今年年初发布了题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演变、驱动和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近40多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明显而广泛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其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胀下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二者通货膨胀率的中位数均下降了大约1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将这种全球低通胀趋势的形成归结为三大原因:全球经济一体化、良好的宏观治理(货币政策尤为重要)、一系列结构性和市场化改革。虽然时有金融危机的侵扰,但在这种稳定的低通胀环境下,全球经济还是实现了史上少有的黄金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各大经济体都出台了刺激性政策积极应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然暗淡。在经济增长疲弱的同时,全球通胀水平也一直处在低位,甚至一度出现通缩趋势。2019年5月,美国的CPI为1.8%,欧盟的CPI为1.2%,均处在低位,而日本2019年4月份的CPI则只有0.9%。总之,全球低通胀的长期趋势尚未扭转,再加上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从而使得全球通胀水平持续低迷。在各大经济体通胀水平相关性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也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

从国内看,剔除肉类和蔬果后5月份CPI为1.4%,表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总需求稍稍偏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6%;2019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6%(实际增长6.4%);2019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0%。这些实体经济方面的数据显然也都不支持通货膨胀即将抬头的判断。

求之不得的温和通胀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高通胀和通货紧缩(负的通货膨胀率)的危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二者均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产出下降,甚至引发严重经济衰退。因此,最优通胀水平应该在一个适度的正值区间,根据经济体和经济环境的不同会有所变化。目前,一般认为发达经济体适宜的通货膨胀水平为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稍微高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胀率也大都设在2%。

从21世纪初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经济发展看,持续低通胀造成的政策困境越来越明显。首先,伴随低通胀的通常是低名义货币政策利率,这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非常逼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普遍触及零利率下限,从而不得不采取量化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走出衰退。其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后果是政府债务高企,这会自动限制进一步实施宽松的空间。而且,在低通胀环境下实际债务负担会愈加沉重,而在名义收入高增长的环境中化解政府债务会更加容易。

虽然存有巨大争议,但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已经有经济学家建议中央银行应该将目标通胀率从2%调整到4%,以化解当前的政策困局。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无论对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还是维护金融稳定都颇有裨益。当前,不管是对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温和的通货膨胀都是求之不得的。

从未发生过的“滞胀”

在宏观政策讨论中,滞胀是一个高频词汇。滞胀一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字面含义,即指经济增长下滑或停滞,同时伴随较高通货膨胀。第二层含义特指1973年至1975年在美国发生的经济现象,有五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10%左右。美国1970年代的滞胀也叫“大通胀”,与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后的所谓大衰退齐名,是非常严重和极端的经济状况。对于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原因,经济学家也莫衷一是,存在较大争论。

在我国,第二层含义上的滞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通胀都是由经济过热引起的,而经济增长相对低迷的阶段也都伴随着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然而,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并非完全同步,在繁荣期当增长率先下滑而通胀仍维持高位时,或者在衰退期当通胀率先抬头而增长尚不为所动时,有人就会认为经济出现了滞胀,或者至少滞胀风险。从第一层字面含义角度看,这种认识并没有错。但由于还存在第二层含义,这些评论又在有意无意间混淆了二者,从而夸大了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

也就是说,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共用一个名称,前者是变量的领先滞后关系交错造成的短暂的正常现象,后者是极少出现的有持续性的极端经济灾难。评论者通过观察和总结前者引出滞胀的概念,但是在论述中却难以割裂后者极为负面内涵,最终引发不必要的忧虑和恐慌。像滞胀这样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论者还是要慎用。

预期管理就是信心管理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持续低通胀,我国总需求偏弱的环境下,防范通货膨胀并非当务之急。长期看,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和通胀之间的折衷,转变为更广泛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折衷。在当下实体经济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防范上。

如果一定要对目前的通胀状况有所动作,那么最好的应对就是未雨绸缪,做好预期管理。对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抑制就是锚定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让居民和企业相信价格水平会保持稳定,不担心出现通货膨胀。显然,预期管理就是信心管理,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化,设定可置信的政策承诺,给予居民和企业以信心。(作者: 汤铎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来源:第一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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