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随着两次人口结构转型的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正面临关键转型: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实现这一转型,要发挥人才丰富优势,同时注重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构建合理的分配关系,确保“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多得。唯有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将其塑造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
“人才红利”是一个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才数量增长、素质提升、充分利用而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而获得的额外效益。
人才红利是支撑战略全局的重要支点,是破解增长困局的动力源泉。顺应新发展阶段,积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不仅能以科技创新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瓶颈,还可以通过更高的劳动报酬激发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能,筑牢内需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着眼长远、关乎国运的战略“大棋”。
人才红利是塑造发展新局的战略先手。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加快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牢牢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打破西方科技垄断,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人才红利的获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协同配合。首先,教育投入总规模的保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2024年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达到10.5年,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达到现在的60.8%,提高了一倍多。其次,要通过科技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为人才效能发挥提供平台。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人才创新活力得到有效释放。截至2024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756.9万人年,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
同时要看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一转变过程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人才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化改革。我国正在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教育强国建设等重大部署,为人才红利的持续释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对“经济依靠什么实现增长”这一问题的抽象回答。构建成功的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找关键。比如,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中,存在着缺少劳动的非农部门和缺少资本的农业部门,破除制度障碍,实现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补短板。如果认为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各种要素之间有效的配合,那么,经济中的短板要素就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比如,新古典模型假设经济增长最终将会遭遇充裕的资本和稀缺的劳动这一要素结构,劳动是经济增长的短板,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从而破除短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
我国如果能够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便能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那么,应该如何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呢?一是增加科研投入这个“关键”,二是补齐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这个“短板”。
要实现人才红利,关键就要增加科研投入,增加主要依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投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技成果多是各个地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一特点被经济学家捕捉到之后,逐渐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提出的增长模型,突出强调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虽然实现人才红利的结果是喜人的,但是仅仅找到关键驱动力是不够的。要让关键驱动力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还需要补上制度短板,加快构筑长期获取人才红利的条件。
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充分发挥主要依靠的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激励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制度保障。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是高含金量的创新型劳动。只有当社会形成“勤劳、技高、创新能致富”的鲜明导向和稳定预期时,人才、资本等要素才会倾向于流向能创造真实价值、回报来源清晰的新领域,实现收入合理分配和经济顺畅循环。这种价值逻辑从社会观念和资源配置两个层面协同发力,是实现人才红利的底层逻辑和制度根基。(赵文、杜飞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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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转换和实现条件
更新时间:2025-12-30 16:57:01 编辑:紫金01查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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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随着两次人口结构转型的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正面临关键转型: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实现这一转型,要发挥人才丰富优势,同时注重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构建合理的分配关系,确保“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多得。唯有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将其塑造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
“人才红利”是一个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才数量增长、素质提升、充分利用而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而获得的额外效益。
人才红利是支撑战略全局的重要支点,是破解增长困局的动力源泉。顺应新发展阶段,积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不仅能以科技创新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瓶颈,还可以通过更高的劳动报酬激发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能,筑牢内需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着眼长远、关乎国运的战略“大棋”。
人才红利是塑造发展新局的战略先手。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加快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牢牢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打破西方科技垄断,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人才红利的获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协同配合。首先,教育投入总规模的保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2024年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达到10.5年,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达到现在的60.8%,提高了一倍多。其次,要通过科技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为人才效能发挥提供平台。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人才创新活力得到有效释放。截至2024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756.9万人年,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
同时要看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一转变过程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人才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化改革。我国正在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教育强国建设等重大部署,为人才红利的持续释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对“经济依靠什么实现增长”这一问题的抽象回答。构建成功的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找关键。比如,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中,存在着缺少劳动的非农部门和缺少资本的农业部门,破除制度障碍,实现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补短板。如果认为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各种要素之间有效的配合,那么,经济中的短板要素就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比如,新古典模型假设经济增长最终将会遭遇充裕的资本和稀缺的劳动这一要素结构,劳动是经济增长的短板,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从而破除短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
我国如果能够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便能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那么,应该如何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呢?一是增加科研投入这个“关键”,二是补齐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这个“短板”。
要实现人才红利,关键就要增加科研投入,增加主要依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投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技成果多是各个地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一特点被经济学家捕捉到之后,逐渐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提出的增长模型,突出强调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虽然实现人才红利的结果是喜人的,但是仅仅找到关键驱动力是不够的。要让关键驱动力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还需要补上制度短板,加快构筑长期获取人才红利的条件。
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充分发挥主要依靠的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激励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制度保障。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是高含金量的创新型劳动。只有当社会形成“勤劳、技高、创新能致富”的鲜明导向和稳定预期时,人才、资本等要素才会倾向于流向能创造真实价值、回报来源清晰的新领域,实现收入合理分配和经济顺畅循环。这种价值逻辑从社会观念和资源配置两个层面协同发力,是实现人才红利的底层逻辑和制度根基。(赵文、杜飞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