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重大责任，并将这种目标和责任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开篇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美好生活，固然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人民群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改善等物质、社会要素，也包括对生活意义的探寻、正确价值观的追寻与培育，道德文明的提升等文化、精神性内容，这些要素才从根本上塑造、引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即主体，唯有人有精神生活，有文化、有伦理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生活是文化与伦理的基础，文化与伦理是生活的核心与灵魂，文化与伦理建设要面向生活、民众与实践，而美好生活必然依靠文化来塑造、伦理来引领。文化自信、伦理觉悟不仅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灵魂与根本，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力量。

一、文化塑造生活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什么是生活？《说文解字》解释：“生: 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下象土， 上象出。”“活: 流声也。引申为不死之称。”其实，简单说，“生活”就是生命的存在以及为了谋取和保证生命存在与价值而展开的人生活动，通俗地说就是活着、过日子。本文主要是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说“生活”的。谋生就是谋取生命的存在，即生存，生命的存在一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人要保证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必须进行谋生和价值的活动。光活着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文化的动物和有意识的主体，肯定还要追求活着的意义，谋生的正当与价值，因此，“生活”一词就必然包含人们对生活意义和合理生活方式的探寻和追求。生活不仅是一种客观的活命需求、谋生的客观活动，也是关于生活的价值和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这才是人的“生活”，如果仅有“活命”和“谋生”，那么就难以区分人的生活和动物的“生存”有何区别，反过来说，是生活的“意义”“价值”“观念”“方式”这些精神性、文化性的要素使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的生存。生活是人谋生的活动以及对其存在意义和价值、合理活动方式的追求。理解“生活”这个词最重要的关键词是：生存与意义。生存就是活着或存在，一如上述，它是前提。“意义”才体现着生活的价值与本质。

因此，在研究“生活”时，一定要研究客观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唯有有意识自觉、观念指导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这正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只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一个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不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是否对人生进行反思关乎人生的真正幸福，人的使命就是“认识你自己”，追寻生活的真谛，选择合理的生活方式，追求幸福的人生。

那么，什么是文化？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精神文明的成果，但在狭义上，主要将文化理解为精神文化。文化为人类所创造，当它被创造出来后，又为人的生活所依赖和利用，因此，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亦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都靠后天学习而后能之。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播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那当然，若文字、图书、学术、学校，及其相类相关之事，更是文化了。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 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虽然显得精疏一些，但他强调人对文化的依赖性则是正确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创造了文化，而且文化又为人所利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离不开文化的，而且也是为文化所塑造的。

钱穆认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惟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而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生，却不可以说是文化。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钱穆也特别强调文化作为一定民族全体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的内涵，钱穆认为人类文化是一种时空交融的统一整体，文化即人生，文化学是研究人生价值的一门学问。他通过对文化从横向截面横切以及纵向切面纵割的研究方法，根据人生当中分别面对的“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将人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的”，亦可说是“自然的”人生，或“经济的”人生。一切衣、食、住、行，较多隶属于物质方面者，均归此类。第二层次是社会的人生。这是一种大群人生，也可以称作政治的或集团的人生，关乎人的社会性行为和事业。在这一层次中，人们的生活不仅限于个体物质需求，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乎人际交往的社会性需要，面临的是人与人的问题。第三层次，“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灵的’人生。此一阶层的人生，全属于观念的、理性的、趣味的，如宗教人生、道德人生、文学人生、艺术人生等皆是。这是一种无形累积的人生；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只有这一种人生，最可长期保留，长期存在”。钱穆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的表层结构主要是器物文化，中层结构主要是制度文化，深层结构主要是心理与价值精神文化。同时，钱穆将文化定义为人的生活、定义为人生，所以文化三阶层理论是以人生的三种发展阶段和需要为对照，阐释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三种不同阶段。由文化的三阶层理论可知，在人生发展所经历的不同层面，“心”与物交，可以产生改造自然、为我所用之物质条件；“心”与人交，可以产生人与人交往之善念大德；“心”与我交，可以产生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之心灵真谛，达至文化人生的最终归宿。人生的这三个层面对应文化满足人的不同的发展需求，构成了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便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结构的完满体现。可见，人的生活离不开文化，这既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文化，更包括人的精神文化。精神使人的生活更加充满意义感和内心深层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生活离不开文化，文化塑造了生活。文化总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陈炎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由于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因此，不同时代、地域、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也就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生活，形成了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比如，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华夏民族正是以其服章之美、礼仪之大的生活区别于别的民族。北京的四合院不同于福建的土楼，中国的故宫不同于法国的凡尔赛宫，东方的寺庙不同于西方的教堂。从茹毛饮血到熟食，是以谷物粮食为主还是以动物肉食为主，甚至不同民族饮食中的礼节、规则、习惯，如中国人喜欢团桌，而西方人则多喜欢分餐，中国人的大宴宾客与西方的AA制，都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观念。近代以来，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既有官方政治层面的礼仪之争，也有民间直接交往的文化差异。

可见，文化既有其鲜明的时代、地域、民族特色，也可以通过交流，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与融合。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条件下，我们不会拒斥一切文明成果，反而使我们的生活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文明进步的潮流。概言之，使生活更美好而吸取一切文化与文明的精华，以此塑造引领我们的生活。

文化不仅塑造了生活，而且具有传递文明、规范人的行为、教化个体、凝聚社会的功能。文化所体现的就是历史积淀下来并被特定社会群体所共同认可、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先在性和指导约束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文化认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凝聚力，对社会生活发挥着整合、指导、凝聚的作用。

二、伦理引领生活

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指导人的行为、整合凝聚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体系，一般都是各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规范系统的核心与灵魂，对于中华文化来说，重视伦理的价值或者说伦理至上、伦理本位更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和核心灵魂。梁溟漱认为：“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于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同。”中国文化较之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就更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或者说道德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与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生和道德智慧为其核心的，它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韦政通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的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为基础。”钱穆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由道德精神具体落实到政治，这一种政治，亦该是道德性的政治。再由政治控制领导着经济。这一经济，亦该是道德性的经济。至于文学艺术，莫不皆然，其最高领导者，还是道德精神。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中国亦有宗教，然宗教地位仍受道德精神之支配。如祭祖宗、祭圣贤、祭各地有功德之人物，乃至祭天地诸神，亦一切以颂德报功之道德意义为骨干。中国是以道德精神来洗练了宗教信仰，并非由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根据。”这几位学者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型的德性主义文化，其核心和精华体现为伦理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是它对人类的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相信这些话他都曾经通过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耳熟能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修身为本，德教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平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君子谋财，取之有道”“人之初，性本善”“尽人事、知天命”“百善孝为先”；等等。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俚言俗语、名人名言所包含的道德教训和人生智慧都为大家所熟悉。“二十四孝”的故事按鲁迅的说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岳飞之忠、关羽之义、诸葛亮之智，众人皆知。这些名言警句，名人事迹和人格之所以为中国人世代传诵，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人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智慧。

在中国人实际的生活和交往中，道德无处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例如，四合院内，什么辈分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子，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仅以婚礼为例，儒家经典《礼记·昏义》篇开篇是这样的：“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说人们结成婚姻的目的不像今天是为了实现爱情，主要是两家结亲，其目的是为了替祖先生儿育女，传递烟火，从而起到承先启后、血脉不断的作用，这是婚姻的主要意义，显然，这强调的是一种对家族的伦理责任。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例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价值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的踏青，也是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孝道伦理，九九重阳体现着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把四大文学名著的章题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比比皆是。可见，道德观念是广泛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什么是美好生活？所谓好的生活就是善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幸福快乐的生活，而这种价值、意义的善和好正是由道德赋予的，美好生活固然离不开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良好的生态环境，教育等外在条件，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更为内在的幸福是离不开道德的价值引领的。道德文明不仅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相处与交往的和谐，而且也是每个个体自我完善、形成高尚人格的关键。家庭的亲情，相爱人之间的爱恋，同志间的同心同德与信任，朋友之间的相互默契和支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这些既是社会和谐价值的体现，也是美好生活与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既是人生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内在价值需要，也给我们自身带来了安身立命、心安情乐、无愧我心的内在满足和幸福感。道德是一种善与好的追求，如果我们对这种内在价值的追求抱持一种欣赏、欢喜的态度，我们的人生就获得了一种快乐的审美体验，对他人、世界和自我均抱持一种达观、欣赏的态度，对生活充满了热爱的感情，别无他求，自我满足，这就使美好生活进入了一种不仅是好的而且还是美的审美境界。仁者寿，智者乐。正如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所说：你要是心情愉快，健康就会常在；你要是心境开朗，眼前就一片明亮；你要是经常知足，就会感到幸福；你要是不计较名利，就会感到一切如意。文化与道德作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指导人们如何过上好生活，如何正确地行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与规范，显然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追求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缺乏价值与道德的生活肯定是不完善的，也不是真的美好生活，道德使我们具有人生的价值、人性的尊严、人际的和谐、社会的文明、世界的安宁，它以未来性的价值目标与理想，应然—命令性的行为指令，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将我们的生活导向幸福快乐的远方。

三、文化自信、伦理觉悟是美好生活和民族复兴的力量与希望

文化、价值观、道德不仅对我们每个人生个体的生活具有塑造引领作用，而且对民族、国家全体的美好生活具有塑造引领作用，这正如前述钱穆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方式。只有坚持文化自信与伦理觉悟，人民才会有信仰，国家才会有力量，民族才会有希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与思想灵魂，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关键，文化也是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会日渐式微。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强，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认为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这无疑是有历史的洞察力的，文化自信不仅是民族复兴的标志之一，也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习近平还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段话立场鲜明地指出了文化自信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习近平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认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能够克服困难，走向进步与光明，就是因为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实际上，文化自信不仅仅是领导人的治国方略和政治论述，而且也应该成为每一个民族成员的精神信仰和实践行动。

一定的共同体就是由有相同文化与价值观的人组成的。民族不仅是有共同血缘、共同生活环境、共同语言的一群人，而且也是有共同文化历史传统的一群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走出国门就会深刻感到我们民族历史的久远与辉煌，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我们虽不算是最早的，却是文明一直没有中断得以延续的唯一古代文明国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来列强欺辱，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仅是一段困难时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大汉雄风、唐代盛世，即使到了康乾时期，国力也并不弱。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使我们奋起抵抗外侮，救亡图存，探索救国救民之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在挫折面前，尽失民族文化自信，唯洋是从，在思想上主张全面西化，对待本民族文化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全面地进入到中国来。为了发展进步，我们确实需要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丧失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灵魂。一个人要有精气神，一个民族同样也要有精气神，而这个精气神就是这个民族成员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与观念认同，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正是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发展力的精神渊薮。中华民族当前处在最为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时期，生活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民族成员，无不为本民族在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与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物质、经济、科技、军事上取得的成就，这种自信也不仅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深层的自信是文化自信。我们坚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保留传承民族文化，如对历史遗迹和建筑的保护，使民族文化和艺术得到传承光大，传统美德得到弘扬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坚持文化的相互尊重与交流，西方文化在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传播的广泛而深刻，而汉语、中国书法绘画、古琴、太极拳与中国功夫、道家的生命哲学与养生智慧等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青睐。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华文化的世界大同思想，泽被世界，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文化自信的自觉实践。这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和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人民精神充实，幸福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信，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从来都是一种健康文化心理，它既非盲目自大，也非妄自菲薄，而是建立在自知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一种健康文化心理自然是人的美好生活的重要要素，也是生活前进和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渊泉。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文化自信，民族复兴需要文化自信。

早在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当时，强调伦理觉悟，重在思想启蒙和文化自觉，面对的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陈独秀认为国人只有借鉴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新道德，才是救国救民之要。这种历史认识的具体内容，其得失尚可讨论，但强调伦理觉悟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却是有重要启发价值的。如前所述，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也是由于近代的落后，在五四运动时期，有些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反思时，认为西方的民主、科学都是好东西，我们国家的落后似乎都是传统道德所造成的。历史证明，这种反思批判是情绪化的，不全面的。儒家伦理是推动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在一段时期内，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成为社会思潮，在此形势下，道德的价值受到了严重冲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非道德主义大行其道，见利忘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图财害命、以假充真、以次充优、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食品安全、诚信危机、见死不救、人人自保等道德问题突出，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而且已经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全与质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当前，我们需要再次唤醒全民族的道德觉悟，虽然不能简单回复到过去那种道德至上和本位的立场，但是仍然要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重视道德对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重要作用。伦理不仅仅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它还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果没有道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寸步难行，每个人都应该自觉认识到，道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和参与者，都应该自觉以行动推动社会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以净化和提升生活环境，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美好生活的内在需要。有道德的社会生活才是一种美好生活，有修养、有水准、有品位的生活和人生才是好生活和幸福人生。因此，道德不是社会要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内在的需要，就像人需要空气和阳光一样，道德既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也是我们内在价值与幸福的精神渊薮。道德使我们安身立命，心安情乐，内心和谐宁静，自然成为幸福人生的营养素。

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强大，自然离不开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也离不开文化与道德的软实力；国家的强大，自然离不开硬实力的威慑力，但更受人尊重的是文化与道德的自然影响力，我们要让中国文化的光辉影响世界，应该以自身较高的道德素质屹立于民族之林，受人尊重。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太平的观念，“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之形成，无疑地，是指向于‘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梁漱溟接着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强调中国为“天下国”，认为“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是国家之进步的形式，亦或许是最进步的形式”。这种分析，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太平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影响世界的天下一家的思想而提出来的，因此，是否具有文化自信、是否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国人的素质是否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这是中华民族是否能够走向真正复兴的最后一段路和标志之一。当前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但是国人的道德素质尤其是在显性的公共文明素质方面，虽然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自觉并不断努力。只有经过长期的文化塑造和道德培育和修养，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这高度阐发了道德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治国安邦立人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断深化和加强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长期的重要任务，以美德引领风尚，让美好生活充满道德的阳光，这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曙光和希望。

不仅如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文化与道德塑造引领美好生活，培育我们的心志与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