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宇（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态势以及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向世界作出了“努力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完成这场变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则是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必由之路。

一、绿色低碳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无法支撑我国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一是我国粗钢、水泥等基础工业产品产量已超过全球总产量的50%，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二是我国重要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比如原油、天然气大量依赖进口，在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的情况下，能源安全和资源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三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内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需求也不再允许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

因此，为了满足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发展可持续性的要求，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寻求发展空间、破解发展瓶颈。

一是要通过技术进步破解资源依赖，全面实现产业升级，在持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逐步减少对基础产业的需求，实现附加值更高、更有效率的发展，进而保障经济安全；二是要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破解对外能源依存，在保障可再生能源稳定供给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原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进口，进而保障能源安全；三是要通过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进而保障环境安全。

这三方面工作是破除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卡脖子”隐患、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三方面的目标，无一例外都需要以“绿色低碳”的方向为引领，推动技术革新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因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是绿色低碳的发展。

二、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是发展转型的不二选择

我国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的同根同源性。我国几乎所有与人为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s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扬尘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因此以减污降碳为导向，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能够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构建绿色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对于产业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而言，重点在于保持和巩固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效率和附加值，并且在国际竞争中扩大优势。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不仅成为国际共识，而且逐渐被树立为清晰的价值导向，碳市场、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和逐步扩大意味着只有低碳的产品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从中远期来看，我国传统行业的企业，尤其是以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为主的企业，必须使用更清洁低碳的能源、更大幅度地实现减污降碳，率先转型才能占得市场先机；新兴产业更需要从各个层次实施绿色战略布局，抢占绿色低碳的发展高地。从近期来看，必须结合我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排放构成的特点，以减污降碳为导向推动基础产业结构优化，如钢铁行业要大力支持电炉短流程工艺发展，水泥行业要加快原燃料替代，石化行业要加快推动减油增化，有色行业要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等。

对于能源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而言，核心是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我国化石能源储备的基本特征是“富煤、缺油、少气”，目前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煤炭在全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虽然已经从2013年的67%左右下降到2021年的56%以下，但仍远高于27%这一全球均值。大量的煤炭消费同时也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在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能源需求的前提下，逐渐减少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费量，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从近期来看，需要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规避大量新建项目造成的碳锁定和未来投资触礁风险，同时重点削减散煤等非电用煤，使煤炭消费更多集中在电厂等效率和治污水平更高的设备中，达到减污降碳的目的。

对于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而言，既需要以货运为重点，推动运输方式的转变，也需要全面推动交通工具能源载体的变革。在运输方式方面，我国的货运以公路为主，公路货运量占比高达70%以上，单位货运量的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均远高于铁路和水运。通过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运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将有效减少交通运输过程中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交通工具能源载体方面，大力发展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不仅能减少交通工具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有助于推动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同时助推我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超过300万辆，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全球新能源车车型销量前10名中，中国品牌占据6席，新能源车已经成为我国汽车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领域。

三、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是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关键着力点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力重点在源头，路径设计要系统，手段方法要综合。这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中不断创新和突破，并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强调。

一是强化源头防控，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和消费模式。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推进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

二是突出空间协同，更好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要在充分考虑碳排放气候影响均质性和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基础上，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结构调整。通过加强空间协同调控，在落实全国降碳任务的同时，有效提升区域减排效益和环境改善效果。

三是加强技术优化，增强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调性。统筹水、气、土、固废等环境要素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加强协同技术研发应用，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共性技术示范、制造、系统集成和产业化。

四是注重政策创新，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优势，加强减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统筹融合。推动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相关排放标准。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研究探索统筹排污许可和碳排放管理，充分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